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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学开创了以人为本但包含着19世纪以来西方进步文学思潮的各种因素的新文学传统,生命主义也是这一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元素,《新青年》对生命主义的介绍与阐述是新文学传统首倡和建构的重要内容。陈独秀视伦理觉悟为吾人觉悟之最后觉悟,为生命意识的昌扬洞开了一道大门。《新青年》同仁在介绍科学成果方面比较注重生物科学、心理科学和现代医学科学,西方近世医学中的优生学知识、女性在生育方面的自由权利在《新青年》杂志上也得到大力的介绍与提倡。《新青年》上关于"贞操"问题和"自杀"问题的讨论,都充分显示出新文学家们对生命价值的重视,是现代文学思想传统值得珍视的文献。
成熟的诗人都有属于他自己的诗歌审美观。闻一多诗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诗重生命意识,但须诗境与尘境相融;诗以抒情为本,但须以理控情与情理调协;诗讲意象抒情,但须感兴与印证功能兼容;诗要求形体格律化,但须音组节奏与语调节奏汇成一体。闻一多的诗歌审美观贯穿着这种二元统一的辩证思路。
孙犁一生与《聊斋志异》有着不解之缘,其为人为文独特品格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早年孙犁的小说暗含着《聊斋志异》的"潜文本",这也正是其小说能够焕发出超越时空的文学光彩与魅力的重要保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塑造了一个染有"狐女"气质色彩的另类女性形象小满儿,显示出不同于主流文学规范的特异之处。晚年他的生活与创作也透露出颇具《聊斋志异》特色的风采情味。
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善于用诗理解世界和创造生活。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产生的诗人灿若繁星,创作的诗篇成千累万。诗的产生不仅是历史的、必然的,又是结构的、偶然的。在诗的世界里,有"物",也有"我"。"物"即"理、事、情","我"即"才、胆、识、力"。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诗歌是物我相接、诗意传达的产物。从生存论的角度看,诗歌是触事兴咏,随遇发生的结果。诗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让我们懂得了理、通晓了事、理解了情。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发生,不仅有利于深刻认识古代诗歌的存在形态,而且也有利于全面推进当代诗歌的发展。
《红楼梦》的叙事时间是多层次复调式的。其中包括作者叙述、石头自述、荣宁两府叙述和传闻人物叙述四个层次,对应着曹雪芹时间、神话时间、生活时间和传闻时间四个叙事层时间。这些分属不同叙事层次的叙事时间,共同呈现出张弛有度的主体叙事节奏和重复中渐变的规律性特征,从而构成了《红楼梦》独有的叙事时间之美。
德里达提出重返亚里士多德的"友爱政治"伦理。他自创"远距诗学"一词,其意涵与比较文学的实质性文化功能及文学的未来愿景相契合。德里达的"远距诗学"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友爱政治学"中的知识与伦理的内在统一性传统。这一传统为探讨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及发展方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以"友爱共同体"为基本出发点,以"远距诗学"为发展方向,比较文学或可破除文化身份的本质主义,组成一个比较文学家的"共同体",构建出一种文学意义上的"总体的他者",重新发挥比较文学的文化启蒙工具作用。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稳定性与合法性等疑虑,亦可在"远距诗学"和"友爱政治"的背景中得以澄清。
明代建立后,济南因其区位优势和山川地理形势被确立为山东省会,政治地位得到极大提升。随之进行了大规模的城防、行政设施建设,园林景观也逐渐成型,形成了明清两代济南城的基本格局和风貌特征。并且以其悠久丰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人文地理优势和特殊的政治地位吸引和接纳着来自全国的文人、大儒、名宦,提高了济南在全国的文化影响和文化地位。重文兴教的社会风气更促进了济南诗文学术的兴盛繁荣,形成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省会文化特征。经过明清两代的发展,作为省会的济南在文化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诗歌、戏曲、经学、曲艺等领域名人荟萃、大家迭出,铸就了"名士之城"的美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前三十年,正是意识形态激烈交锋之时代,作为研究"资产阶级学术"的"域外汉学"研究虽然受到冲击,但中国学界仍对其保有一定限度的追踪和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学人对域外汉学多持批判态度,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域外汉学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及其方法进行揭露和批评。在激烈批评的同时,中国学界亦认为域外汉学仍具有为批判资产阶级学术以及开展近代史研究提供素材和史料的价值。该时期的域外汉学研究,具有强烈的以服务现实需要为归依之意识及强调价值主体性的特点。由于忽视了域外汉学还具有知识性的一面,过度的泛政治化导致对域外汉学作出了过度的批判;其对价值主体性的强调则无疑值得肯定。
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共同体的一种特殊形态,促进其发育成长,不仅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向现代化转型的价值诉求。在当下中国,国家治理社会化在复杂的背景下展开,一方面,有利于国家治理社会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传统体制惯性等力量十分强大,延缓了国家治理社会化进程,阻碍着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这就需要努力界分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推进由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型,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培育公共精神与公民意识,以社会的自主性成长,实现对国家某些功能的替代,达到善治的目标。
当下传统手工艺的命运,与其文化语境和当下社会语境密不可分。一些传统手工艺由于与地方历史、文化保持了深刻的关联,因此在其发展历程上趋于"内卷化",与之相反的是,有一些传统手工艺,更多依赖社会语境生存,特别是其文化语境也受制于社会语境,因此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些手工艺就随之消失。这是我们所谓的传统要经历的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就是因为其文化语境和社会语境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能够通过历史洪流的清洗得以生存,将其内蕴的核心价值保存下来,从而获得文化发展的动态活力。从乡土化到再乡土化的过程中,传统手工艺以不同形式在不同层面上的存在,唤起多元传承主体的文化自觉,能够继续保有其市场、消费和生计价值,才可以参与建设更舒适更美好的生活。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7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7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实践、文化、历史等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取得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诞生了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在内的艰辛探索的成果,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我们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历史思维,按照历史辩证法,把握历史大逻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目标导向,实现人的发展;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社会进步;坚持实践导向,注重工作成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人民美学的思想来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语境中的人民美学思想,经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发展完善,在习近平总书记那里升华到新高度。人民美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问题系列重要讲话中的核心思想,是习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民美学思想科学回答了当代文艺领域面临的新问题、新形势和新挑战,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理论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新时代,贯彻人民美学的思想和创作原则,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实现文化领导权,有利于抵制纠正市场经济中的商品逻辑和利润法则的弊病,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规律的认识把握。
<正>谭桂林,1959年生,湖南耒阳人,199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英国剑桥大学、日本创价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2年),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2016年),中宣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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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王绍波,男,1963年出生于山东莱州,青岛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齐鲁文化名家,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艺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美术分委员会委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水彩画会会长,青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