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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2年设计学成为交叉学科以来，其学科归属一直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本文通过梳理论证20世纪50年代至今设计学发展中“技术”与“艺术”两条主线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进路，提出由艺术学走向艺工结合是当代设计学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艺工融合驱动的设计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其始终在技术驱动与艺术人文精神的平衡与冲突中探索前行。本文提出设计学的“一体两面”必须在协同中共同发展，技术与艺术的平衡是确立设计学自身学科地位的关键，也是构建中国设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的基础。
陆象山“易简工夫”和“易简之理”的提法，源于他对《系辞传》“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一段话的理解，对于这段话他极为看重，并形成了独特的关于“易之三义”的心学理解。象山对《周易》复卦和颜子之学的内在关联做了非常细致的分析，从“言动之微，念虑之隐”的角度说明了“小心翼翼”修身工夫的重要性，同时他通过对《论语》“克己复礼为仁”的理解定位颜子之学的成长过程，赋予此章文本“请事斯语”以创造性意涵。象山在对《易传》“知至”的阐解中，结合四书的相关话语，建构了系统性的“知”论，区分“端绪之知”与“末识”，抑或“根本”之知与“积学”之知，在对德性与知识关系的理解中肯定了德性的优先性。总体来说，陆象山的《易》学哲学以融汇《周易》和《孟子》为中心，着重阐发儒家“自知”与“克己”的精神，其中蕴含了其道统论观念和历史文化意识。以历史为精神文化史，这是象山心学给予我们的启示。
民本思想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鲜明特质，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演进中发挥着优化君主政治和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儒家民本思想在实践维度上强调“仁政爱民”“厚生富民”“以德化民”“节用裕民”等政治主张，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赋予了独特的价值追求。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重新阐释和审视儒家民本思想的实践智慧和价值意蕴，对于进一步推进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丰富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传统底色和本土成色，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古代的经济与金融思想曾在前现代社会的“东学西渐”大潮中影响了西方世界。近代以来，为了赶上世界潮流，中国金融学经历了三次“西学东渐”大潮。进入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学科发展的主基调。如果将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大逻辑视为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关键，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这一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途径，加快构建中国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新的“东学西渐”大潮中为世界金融学科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向世人展现东方智慧和中国神韵。
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是改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措施，监管部门希望基金等关键中小股东通过投票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然而，学界对基金投票在关联交易中的真实治理效应尚缺乏深入认识。本文旨在探究基金投票能否有效制约关联交易及其背后的内在激励机制。基于2013年至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实证检验了基金持股比例与关联交易投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基金持股比例越高，关联交易议案收到的反对票显著越少，表决通过率显著越高；基金投票治理失效的根源在于基金内在激励的扭曲，即基金通过支持大股东的关联交易议案，换取内幕交易的机会并获取超额收益；当大股东掏空动机越强、股权制衡程度越高或公司股票流动性越好时，基金与关联股东合谋操纵投票结果的可能性越大；关联交易获批后，上市公司的关联方资金占用水平显著增加，现金股利随之减少，且中小股东参与未来股东大会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研究表明，合谋换取内幕交易机会是导致基金放弃治理职责的关键原因，这为监管部门健全基金通过投票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提供了理论依据。
现代山东渔民歌谣的生成根植于五四歌谣运动“民间传统”的赓续，以及渔业近代化困境与知识分子渔村调查的社会文化语境。这些歌谣通过“生存境遇”与“文化表征”的双重叙事，一方面呈现出渔民在自然风险、经济剥削与殖民压迫中心态从被动接受到抗争觉醒的转变，另一方面承载了渔民与海洋互动共生的民俗文化基因，凸显其民间叙事的多元张力。作为底层民众的“口述史”，渔民歌谣的价值在于发现与彰显民间“隐藏的光辉”，既为近代渔业社会研究提供鲜活的民间视角，亦通过歌谣价值的重估，发掘其在历史记忆与时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
红色经典作为文化表意实践，不是被封存的历史，而应是当下的，需要不断地再生产，走进不同时代大众日常文化生活中。红色经典的生产与再生产是在由政治场、艺术场(或文学场)、媒介场和经济场交织构成的整个社会空间逻辑运作中完成。作为不断再生产的红色经典，小说《林海雪原》自问世以来，在不同阶段适时衍生出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电视剧《林海雪原》(2004年版)、电影《智取威虎山3D》等具有当时生产场域特色的代表性文本，不断发挥意识形态涵化功能。在当今新大众文艺时代，红色经典亟需拥抱新媒介技术，实现适应当下场域的再生产，重新嵌入当代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承红色基因。
随着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和相对收益的下降，欧盟的地缘政治意识显著增强，开始实施以地缘战略为目标的经济政策，防范地缘经济风险。从地缘经济学的视角深入探讨欧盟政策转变的动因，发现体系层面的国际秩序地缘经济转向、国家层面的欧盟“地缘经济力量”定位以及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突发事件的涌现，共同构成了欧盟地缘经济转变的驱动因素。在地缘战略目标的指引下，欧盟经济政策逐渐朝地缘经济方向转变。然而，由于政策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关系，欧盟的地缘经济政策呈现出有无政策目的和手段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欧盟的数字政策、经贸政策和能源政策进行了细致研究，发现在数字政策领域，欧盟更倾向于采用防御性的产业政策；在经贸政策领域，欧盟更倾向于采用进攻性的经济政策；在能源政策领域，欧盟则融合了防御与进攻的双重策略。欧盟的政策变化可能导致中欧双方在政治关系、关键产业以及全球治理领域产生摩擦，并加剧双方之间的竞争。因此中国应当审慎应对欧盟的地缘经济转变，积极优化中欧关系，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充分利用医疗资源，以高质量、短时间、低费用地达到最佳疗效，是资源有限条件下实现“效率医疗”的核心内容。文章考察信息技术进步对患者医疗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技术进步提高了患者医疗效率，有利于患者实现有限医疗支出范围内的健康状况改善，并在低教育和低收入患者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技术有助于患者更加了解自身病情，从而根据病情需要决定是否就医；并且，信息技术改变了患者就医过程，能够帮助患者合理选择就医机构和治疗方案。两方面因素都能改变盲目就医、“趋高就医”、“小病大治”等现象，从而提升医疗效率。因此，有效使用信息技术，以增加患者的医疗信息积累以及推进医疗机构信息化，是改变患者就医行为和提升医疗效率的重要方面。
在数字技术与供应链运营深度融合背景下，探究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2年至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有效提升了企业的绿色科技创新水平，主要通过资源赋能与结构赋能双重路径实现。具体而言，资源赋能聚焦于企业要素约束的缓释，提高企业资金流水平以实现绿色科技创新技术的突破；而结构赋能则通过整合与优化供应链管理实现企业间绿色科技创新协作增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绿色科技创新的驱动作用依赖于高管绿色意识和知识产权保护，且在不同行业间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本文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影响了企业绿色科技创新战略导向，其绿色科技创新效应具有持续性与协同性。本文从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视角揭示了企业绿色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为“双碳”目标下有为政府多重政策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
数据跨境流动日益频繁、数字经济竞争愈演愈烈，深刻影响着传统国际经贸秩序。通过法律路径构建数据跨境流动治理体系、助推数字经济稳健发展，已然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新关卡。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数据跨境流动法律规制体系，是中国深度参与构建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框架的关键举措，也是打破欧美数据跨境规则壁垒的必然选择。因此，应当依据“共商、共建、共赢”原则，在尊重各国数据主权与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推动各国达成基本共识、形成立法合意，并从规则协同的角度协调各国立法范式、消除法律冲突，进而通过整合各国监督体系，构建区域监督协作机制，探索多方合作治理模式，有效提升“一带一路”沿线数据流动效能、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活力。
问题金融机构处置的二级资本市场化改革，是将金融体系表外风险转化为具备流动性溢价的可交易资本品，实现风险单元的智能切割与市场重组。然而现行处置机制陷于行政兜底惯性、市场约束软化，房地产周期下行，地方债务风险显现，致使风险分散、资本补充、市场出清三大市场化处置的应然功能发生异化，主要体现为风险社会化蔓延、监管套利空间滋生、市场约束失灵。这需以构建“市场化自救体系”为功能复归的突破口，通过框定风险流转的合法边界，依托精准投资者分层激活市场风险识别、定价与消化的功能，推动功能监管转型、压实主体责任、补位自律规则，有效阻隔风险向零售市场和社会公众被动转嫁，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市场化处置的新范式。
先秦儒学的“和同之辨”为中华民族差异包容的文明观奠定了“和而不同”的思想根基。这一观念经过汉唐时期的实践深化与宋明理学的理论建构，逐渐形成了兼具伦理维度与实践弹性的文明观传统。当代中国面向世界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以“差异共生”为精神内核，其“尊重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等核心命题，体现了对传统“和而不同”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先秦儒学的“和而不同”思想到全球文明倡议的文明观演进，呈现出鲜明的历史连续性：既延续了“差异包容、平等互鉴、和谐共生”的精神内核，更实现了从哲学思辨向制度建构、从文化自觉向全球治理实践的时代性跨越，为理解中华文明观的历史脉络与当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