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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离我们而去了。围绕季先生,有三个话题在学术界曾经讨论得很热烈。一是季先生请辞国学大师、泰斗、国宝三个头衔;二是季先生有两向句言,叫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三是与此有关的关于什么是国学、如何弘扬国学的讨论。从人类历史长过程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能是规律,国学可以分为狭义、中义、广义,季先生对大国学有着特殊贡献,大师是一个无甚意义的虚衔,中国许多"大师"却是重大建树为零的"零大师"。
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文化与生产力范畴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指出了文化与生产力有着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内在关联性,从浑然一体到相对分离,再到高度统一的历史进程,以国内外遇到的矛盾与问题为背景,论述了在和谐理论指导下,文化与生产力互相促进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
节用是墨子的重要思想之一,具体包含节用、节葬、非乐等内容。墨子的节用主张是中国传统消费观的主流,对于纠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某些不正之风,对于建构现代条件下的新型消费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消费观的建构应立足当下并与传统的节用思想相承接,反对浪费,提倡"俭而有度,合理消费",应是现代新型消费观的特点。
现代性作为欧洲启蒙时代的文化成就与精神产物,在其自身的发展与演变中矛盾百出、危机四伏。尼采反对启蒙的设计,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现代性建构的两个支柱: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尼采揭示了理性的非逻辑来源,否定其独裁的权威,同时,谴责人道主义扭曲了人的形象,造成人性的固化与渺小。尼采为现代性提供的艺术式拯救方案虽以失败而告终,却为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福楼拜的影响,卡夫卡声称自己和福楼拜有某种血亲关系。作为精神导师,福楼拜将卡夫卡引领进了一条源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又超越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道路。福楼拜是卡夫卡永远的诱惑,卡夫卡在福楼拜的精神引领下,走上了自己的寻求之路。卡夫卡学习和借鉴了福楼拜的叙述文体。福楼拜因为拒绝一切派别而自成一派,卡夫卡无疑从这里获得了启示和信心。
卡夫卡小说极大限度地利用了非直接真实描写而间接象征隐喻的意象方式,它们具体表现为三种方式:细节象征;情节象征;整体象征
当代文学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切近当前,许多现象都还处在变动中,为此,作为这个学科的研究者,更需要培养自己一种坚持学理性的素质;在文学历史的书写中建立自己的"史识"和"史见";创作研究要力求从表象进入到内质;关心当下文学发展态势,要敏锐,又要沉稳。
很多企业都有裂变的痕迹,裂变创业活动值得特别关注,其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国内外学者研究得出了一些有关裂变型创业的结论,但在丰裕度和系统深入方面存在不足。我国大量涌现的裂变型创业现象,为理论研究和规律提炼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有效的定性研究方法,擅长于从现象层面归纳理论体系,从而弥补既有理论的空白、实现理论创新。在裂变型创业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运用扎根方法的分析技术,深入探究和挖掘精选个案蕴含的裂变型创业本质规律,最终得出裂变型创业的概念框架、成功要素和关键维度等有关结论。
跨国公司作为从事全球化经营的巨型企业,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资源与业务的集合,而且伴随着其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迁,其教育功能越来越突出。跨国公司的教育功能一般反映在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些社会问题,主要包括企业教育自我、教育公众、教育政府等方面。石油巨头——壳牌公司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一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中所采取的教育行动,表现了跨国公司在资源、动机和责任方面发挥教育功能的独特优势,显示了其教育活动的多层面的社会影响力,具有典型意义。
青岛市的建制历史虽然只有百余年,但是却有6000多年海洋文明历史的深厚积淀。在"Ω"形青岛滨海文明带上,大汶口文化时期的胶州三里河人,是我国最早闯荡外海的航海者;2200年前从琅琊启航的徐福船队东渡,是史书上记载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海上远航活动;千帆云集的北宋密州板桥镇,是我国北方唯一设市舶司的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大口岸。在以往打造"帆船之都"过程中,对具有深厚积淀的青岛海洋文明历史鲜有探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在后奥运时代,对悠久的青岛海洋文明史进行一些渐次深入的探讨,以增强"帆船之都"的历史文化底蕴,应有其价值。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成就最大的皇帝之一,他建立议事制度,防止决策专断;完善科举制,强调任人唯贤;杂治儒道两家思想,强调道德教化、无为而治;完善法制,强调依法行政。其行政管理思想表现出积极行政、重在调节的特征,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合作教育以其启迪合作意识、培植合作理念的启蒙意义成为合作运动发展的前提与基础。民国时期合作教育历经大众化、体系化与规范化进程,已经初步构建起自上而下的合作教育体系。培植合作文化是合作教育启蒙意义的本质体现。当前中国特色合作教育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经验,更应充分借鉴中国本土的历史资源。民国时期合作教育体系建设的主要成就与历史启示的考察,对当前中国合作教育体系的构建当有所助益。
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根本举措在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基本任务和核心目标在于实现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化。本文提出了知识产权化的概念,论述了实现知识产权化的特征和作用意义;实现知识产权化的基本特征包括意识自觉化,制度完备化,管理普及化,人才队伍系列化和教育体系健全化。
注重实用主义的罗马法学者没有构建逻辑连贯的一般性法人理论学说,甚至还没有出现概括各类法人组织的统一概念。这种状况决定了它便于学者们依据其自身的前见进行发挥解释,其结论也往往相互牴牾。后来的法人拟制说、目的财产说和受益人主体说均宣称其依据来自罗马法,但实际上,罗马法只是部分地提供了某种学术资源,并没有完全支持某种学说。
吴地"九四香"习俗的起源和流变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吴地民众选择了全国性宗教节日"地藏香"与政治纪念节日"九四香"在时间点上的重合是民间社会生存技术的表现;后者在表述形式上与前者的刻意求异是民间社会的政治表意。应重新审视当下民众生活世界与现代博物馆场域中"九四香"的不同表述方式,以从"小传统"到"大传统"的地位转换中来分析国家和民间社会力量对比的动态过程。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旨在整合社会学的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消解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实践的特征,作为客观结构的场域和作为主观结构的惯习不能完全决定行动,行动者可以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过,能动性的来源不在于理性主体的存在,而在于实践活动本身。布迪厄对结构的再生产的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但忽略了结构的有益功能。
<正>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纯文学史观的引入和研究方法的借鉴一度使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是对于蕴含于文、史、哲一体化状态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纯文学史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的视野。近年来,许多学者深切认识到这一点,开始提倡"大文学史观",刘怀荣先生的《周汉诗学与文学思
关于汉赋的源头,历来研究者多失之于偏。细究起来,汉赋,特别是散体大赋,其源头其实有三:其精神实质承继于诗教,其华丽的辞采形式嬗变于屈骚,其多变的内容结构出入战国诸子。具体说,散体大赋继承了《诗经》的雅、颂传统,并把雅、颂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意境;汉赋抒情赋志、辞采华丽、虚构夸张等技巧来自屈骚,其写作风格则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的神仙思想、滑稽传统、纵横策论之风等的影响。
根据《史记》、《汉书》等史籍提供的材料,可以断定战国至两汉时期游侠结私交、养宾客的真实身份,其任侠行为表现在振穷济困、快意恩仇和对抗官府等多个方面;而魏晋以后那些完全凭借个人勇力行报德报怨之事者亦可视作游侠,该时期"侠出年少"的现象可以从当时社会环境因素中找到原因,艺术化的游侠形象也是这一时期侠文化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主要体现在曹魏以来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之中。
在1990年代中国掀起的一股杂文随笔旋风中,有不少作家是在鲁迅的直接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但鲁迅却无法给他们提供宗教信仰的资源,他们不约而同地寻找新的精神资源——基督教精神资源。他们寻找宗教精神资源绝非孤立或偶然产生的文化现象,而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和现实原因。他们的理想追求对于中国现实来说无疑是崇高而必要的,但又是路途迢遥而坎坷的。
苏童在"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努力挖掘被主流话语遮蔽的民间生存方式。他对质朴、简单的生存伦理和生活方式的书写,使我们在其阴郁的小说世界中,窥见了人性的温暖、晦暗生活里的亮色。苏童延续近三十年的"香椿树街"写作,见证了一个作家从先锋到民间、从逃离到回归、从人性之恶到人性之善、从晦暗到澄明的写作变迁。
1976-1979年是文学期刊复刊的一个高峰期,以文革结束为界,"复刊"的形式存在"创刊"、"复刊"的差别,这暗示了政治权利的转移和期刊领导权的易手,它们所刊发的内容也折射出文艺政策的转折、文学环境的变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转折也是有限度的,它必须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允许范围内寻求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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