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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上海等几十个地区为通商口岸。列强在这些地区侵犯中国主权,开设邮局,经营邮递业务。赫德为挽回中国主权,与列强进行了长期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使中国近代邮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作出一重要贡献,功不可没。
傅斯年以"书生何以报国"的爱国激情,忧心如焚地撰写了《东北史纲》第一卷,从历史事实上还击日本学者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说,为李顿调查团的调查提供历史依据,具有政治和学术双重价值。但因为属于急就章,文中内容有易被人指摘之处,出于与日本学界争胜之念,郑鹤声和缪凤林等人对傅斯年的《东北史纲》提出了批评。
清初潘耒以"史才"鹤立于词科。其求学与成才之路固然受到家学传统之影响,但论及师承关系,潘氏乃集众家史学之长于一身。其师如顾炎武、徐枋、戴笠诸辈之治学偏重不同,皆对潘氏影响至深。但由于时代变迁,潘氏所处的社会地位发生剧烈变化,导致其史学精神出现了"变调"。
社会学兼具科学与人文双重属性,但国内社会学理论研究相当程度地存在着重视科学功能而忽视人文功能的倾向。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迫切需要挖掘社会学理论的人文功能。基于社会化理论与传统修身理论的融合性,中国传统社会理论的借鉴与导入,可以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既能够开拓人文教育的资源、视野与途径,强化社会学理论的人文功能,也可以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承与更新,强化学科自身的思想内涵,促进社会学科学功能的实现。肇基于此,有可能构建融合"知识之学"与"智慧之学",协调"生态之学"与"心态之学"的社会学理论体系。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作为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思想事件,德国浪漫主义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它本身与启蒙有着复杂的思想关联,既是一种"反启蒙运动"的主要形式,同时又延续了启蒙的基本观念,力图解决启蒙运动的危机,实现启蒙的自由平等理想。澄清浪漫主义与启蒙思想传统的思想关联,有助于真切理解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早期德国两个著名和平条约,为调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均制定了有关宗教自由和宗教平等的原则,但是二者在表述上存有较大差异。前者在宗教自由平等之原则上规定不甚明确,后者则更加具体、精确和丰富,因而各自对社会的意义也就有所不同,尤其是后者为近代早期德国宗教的长久和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蓝氏家族在明清即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蓝章创建传十二世、历四百年的华阳书院,是蓝家诗礼传家、科甲相继、英杰代出、蜚声乡里的基础。蓝氏一族为官廉介朴直,不畏权贵,以刚直上疏而知名;学官皆能扬书院之风,训迪生徒,讲伦圣道,循循有礼法。蓝氏世代向学,秉持儒生本色,著书立说,诗文代有闻人。即墨蓝氏家族文化的代际传承为研究青岛地区家族文化提供了视角。
海洋文化就是海洋与文化的结合,其本质和内涵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界定。从明清海赋反映的明清海疆社会面貌、海洋生活和生产习俗、海洋信仰习俗等方面来探讨所折射出的明清时期海洋文化,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海防危机、海军建设、海洋贸易发展状况与漕粮海运等方面情况,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滨海民俗文化等方面情况,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杜夫海纳认为审美对象存在于世界中,但它不是现成式地存在,而是此在式地存在,所以审美对象有自己的世界。对这个世界不能定义它是"什么",而只能说"世界世界化"。如果要描述这个世界,那么它就是作为个性化标志的"风格"和作为可直觉到的世界的整体的"气氛"。用结构主义的观点看,"再现的世界"和"表现的世界"作为组分、作为要素构成了审美对象的世界这一系统,两者体现的正是审美对象的世界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关系。从先验哲学的角度看,"表现的世界"和"再现的世界"构成为先验与后验的关系,表现物可以说是再现物的可能性,再现物可以说是表现物的现实性。它们二者一起并连同给予它们形体的风格构成审美对象的世界。
庄子和康德的审美心胸观都认为,审美主体在面对审美对象时,内心应该达到一种超越一切利害关系的虚静自由的状态。康德的审美静观说在其理论中并未充分展开,主要表现为直接用"静观"这一词语,强调一个"静"字。庄子的审美虚静说不但强调"静",而且强调"虚",是一个以虚静为核心,以心斋为起点,以坐忘为中介,以物化为最后旨归的有机整体。庄子审美虚静说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物我合一的互动互化,比康德单纯静观的审美观照理论更接近审美心理的实际状态。庄子的虚静说没有像康德的静观说那样纯粹地指向形式美。
卡夫卡思想与创作的文化渊源应该包括三个方面:西方文化、犹太文化和中国文化,但以往我们对卡夫卡与后二者的关系的研究往往较多,反而忽略了卡夫卡与西方文化,尤其是与古希腊文化的关系的研究。卡夫卡广泛而深入地涉猎希腊文化,借用、利用、消解,甚至改写希腊神话。他从古希腊文化中吸纳了有关荒诞、迷宫的观念,以及西西弗斯的形象,然后演绎、发展成了他笔下的悖谬、谜语意象和结构,以及一系列的与西西弗斯同命运的"K们"形象。
在卡夫卡的《城堡》等小说中,严肃的主人公"K"与滑稽的助手们的关系常会构成叙事的关节,使小说充满鲜明的喜剧色彩。这种描写是卡夫卡"上帝般"旁观者身份的表现,使他让K在喜剧情景中接受考验,同时也可以看做是卡夫卡以坚韧的精神、喜剧的意识对世界和人生的积极理解。以这种解读来回应卡夫卡,兴许是进入卡夫卡世界的可能路径。
卡夫卡的《日记》是进入其文学空间的重要路标,这与卡夫卡日记独特的综合形态密切相关。卡夫卡的日记具有"元日记"和"前日记"的特点,其"日记意识"与他的自我理解及对文学的理解不可分割。作为卡夫卡文学的"梯子"及"地面和墙壁",日记与他的文学构成了不确定的二元关系。《日记》也可以看做一个"大而完整的故事",在这一作品中卡夫卡对他的生活与文学的深层时空结构进行了揭示。
上帝与死亡是犹太民族的核心话语。作为不入帮会的犹太人,卡夫卡却拥有非同寻常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怀。卡夫卡的死亡观融合了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髓:作为犹太人,卡夫卡的死亡观念主要来自犹太思维;作为说德语的犹太人,由于德语本身浸润着基督教的文化色彩,卡夫卡的观念中又闪现出基督之光,渴望通过上帝的审判,重返伊甸园。
《埤雅》是北宋著名学者陆佃的一部仿《尔雅》著作,明清以来的《埤雅》版本较多。追本溯源,这些版本基本上都源于明建文时期江西赣州府所刻《埤雅》。通过对古籍的搜集、整理,可以了解明代赣州府三次刊刻《埤雅》的大致情况以及与赣州府刻本渊源较深的其他地区刻本的情况。
诸城丁氏为明清望族,明末清初名人辈出,其中以文学巨匠、《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最为杰出,其诗文、戏曲、小说等无不带有浓厚的遗民情结。散曲为丁氏家族之所长,丁纯、丁綵、丁惟恕、丁耀亢皆工散曲,饶有文名。近年学者又提出,丁耀亢祖父丁纯、父丁惟宁与《金瓶梅》的创作还有着微妙的关系,或即为该书的作者。丁氏堪为明末清初的文学世家。
20世纪上半叶,众多学者对俗文学文献进行收藏、整理、校勘研究等工作。这些工作不仅仅为俗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同时也在显现这些被长久遮蔽、遗忘的文学历史时解答了众多文学史的谜团,恢复了中国文学的全真面目。它在提高俗文学历史地位的同时,在推动俗文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起到了地基性作用。
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为导向,以经济建设为目标,我国开始有步骤地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发展格局得以日益优化,区域发展思想也在实践中不断演进。未来在持续推进区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协调区域发展规划,并借鉴既有的"区域突破"模式,强化增长极建设,进而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国当前的重大现实问题。学术界就解决民生问题的路径提出多种观点,可以概括为政府转型与公共政策、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公共产品与民生财政、道德理念与法制保障四大路径。联系实践继续深入研究这些路径和提出新路径,最终形成立体的路径图式,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面。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族主义"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大都是将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文化的概念展开探讨。黎跃进的新著《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发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以下简称黎著)则将视野集中在东方现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创作,从大量的文化和文学文本的梳理中,概括、提炼出"东方现
樊骏先生作为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杰出代表,在总结第一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学术经验的同时,积极参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术队伍建设。他在发现和扶植第三、四代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他还积极地捐助资金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正>《东方论坛》是由青岛大学主办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报,双月刊,逢双月出版,主要栏目有:东方文化、哲学研究、文学研究、史学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研究、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图书评论等。本刊坚持学术性、创新性,倡导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欢迎学界同仁惠赐佳作。为适应编排规范化的要求,敬请作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