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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颂(gatha)是印度佛经中常见的诗歌体式,对中国佛教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赞颂(stotra)是在偈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诗体,主要用于赞佛。中国佛教赞歌既有印度佛教赞颂的影响,也有本土赞颂文体的继承和民间歌谣的借鉴。在印度,偈颂与赞颂都是能够入弦的歌诗。在中国,直接源自印度佛经的偈颂失去了音乐性,演变成为以说理谈玄、悟道证法为主的哲理诗,而本土色彩较浓的佛教赞歌一般和乐能唱,与印度佛教偈颂与赞颂的歌诗传统更加契合。
曾灿是明末清初"易堂九子"中的重要成员,又是清初诗坛一位重要的遗民诗人。曾灿一生跨越明清两朝,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经历了从贵公子到抗清志士再到前朝遗民、官府幕僚的身份转变。而随着人生经历和身份的变化,其诗歌创作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透过其诗歌创作,实可窥其一生心态之变化。作为在鼎革易代之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遗民,曾灿其人、其诗有其典型意义。
现存以鼠为题的十数篇赋作中,其形容动静、生活习性以及人鼠矛盾的刻画别无二致,其托喻刺世主题更是大同小异。老鼠本是不劳而获且贪得无厌之物,诸位鼠赋作者不约而同亦在情理之中。然而缘何各种文体唯独赋中鼠之形象千百年不出异调?究其根本,当以"赋者,古诗之流"为线索,溯源古《诗》,即可知老鼠文学形象在古《诗》出现的时代已然定型。在由鼠赋寻根至古《诗》之鼠的过程中,又可见"六义入赋"对鼠赋体、法、用的影响,也可借以体会"赋者"何以为"古诗之流"。
随着"写真实"话语蕴涵的调整和"人学"话语的浮现,"新时期"初期小说家初步确立了启蒙者身份,在创作中接通和张扬了"五四"新文学的人学主题。但其对"人学话语"的艺术表现,无法超脱于以"人民话语"为关键词的"新时期"想像,无法绕过既是其展开叙事的"前史"同时又在"新时期"发挥现实功能的社会主义文化。"新时期"初期小说的自我认同是个体启蒙认同和人民认同之间的辩证统一。
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语图符号学方法已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语图符号学研究一方面具有强烈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亦可以从符号学、文化人类学以及艺术学领域中寻找到理论依据。莫言小说具有强烈的图像意识,主要表现为语象与图像,这是语图符号学研究的一个典型个案。在当前的莫言小说研究中,这种语图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具有特定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1986-2016年间的格非研究大致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在先锋话语视野下探讨格非的叙事策略与形式迷宫;第二阶段,侧重对格非小说创作主题与叙事风格的研究;第三阶段,围绕"江南三部曲"的相关评述,指出格非融合现实主义与先锋叙事经验,始终坚守文学的创作自由原则和知识分子的写作立场。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是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是特定历史空间下各族群基于不同地理生态环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区域之间各族群不断交互影响的结果。西汉以来,中央王朝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逐步进入这一地区,王朝力量在洱海区域的渗透推动了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族群社会的整合。但由于受当地地理、交通、生态环境以及"非华夏"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洱海区的族群和社会呈现出与王朝史并不同步的历史演变特征。
阎步克教授《试释"非骏勿驾,非爵勿"兼论"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北大竹书〈周训〉札记之三》一文將"爵"释为爵位,并从此引申出臣竭力以奉君主、君赐臣以爵禄的政治交换关系。阎文发表后,有学者又依据不同的材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各自对以上《周驯》简中"爵"字的理解。事实上,《周驯》文本本身已经提供了充分的语境对"非爵勿■"作出阐释,而不需要再征引其它脱离各自文本语境的文献重构一个新的语境为这句话提供解释框架。通过摘引脱离原有文献的语句,不加甄别地来建构新语境这一做法,牺牲了所释文本本身的上下文关系,得出的结论由新建构的语境决定,往往与被解释字句或文本的原意相悖。因此,我们在文本阐释过程中,一定要坚持首先在原有语境框架内寻找答案;征引材料的语境必须要与被释文字的语境具有可比性。除了文本语境,爵本身还有其自身的考古和礼制语境。根据考古学的最新材料和从这些材料出发建立起来的关于周代礼制改革的最新理论成果,爵这种器物在丧失了礼仪方面的重要性以后,反而在东周礼制书写中得到强调,成了传世礼书中的重要语汇。这一现象跟春秋早中期开始的礼制重组关系密切。
东汉列侯分封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徙封、复封与定封。朝廷徙封列侯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皇帝欲通过徙封对列侯施以惩戒处罚、酬功赏劳或特恩优宠等;国家通过徙封侯邑来满足行政区划整体调整的需要。中央复封列侯时,尽管恢复列侯原有爵邑的情形很普遍,但仍存在爵称、封邑或爵级发生改变的情形。
张载是宋代理学家中讲论性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继承孟子"立命"论的同时,致力于自立新说,为儒家建构了新的命论。我们可以把张载命论梳理为三个相关的论题:第一个论题是张载对儒家命论的贡献,第二个论题是张载命论的特色,第三个论题是张载"至命"工夫的原则。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提出的教旨,涉及本体与工夫两个层面。心体具有超越性、完满性,无滞无着,故"无善无恶";其本然状态合乎天理,故又为"至善"。也正因心体无欠无余,故工夫只能在意动上实施,致其良知。工夫中因个人根器不同而有顿、渐之分,但这只是在"悟"的层面,最终仍需切实地入"修",工夫整体仍是渐修。四句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禅宗影响,但更应当看到其与儒学传统内在的一脉相承。
在梳理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政府会计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的必要性,剖析了政府会计透明度与财政透明度的区别和联系,指出政府会计透明度的本质是对政府会计信息质量的全面要求,构建政府会计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应区分评价对象、以评价政府会计活动提供的信息为主、以政府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为基础。以省级政府为对象从全面性、可靠性、可理解性、相关性、可比性和易得性六个维度构建了省级政府会计透明度评价指标体系。
自1891年青岛建置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青岛工业在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清政府治下的前工业化时期、德国租借时期的工业基础建设时期、日资主导下的工业格局形成时期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工业发展成熟时期等四个阶段。德、日等国通过军事占领与经济投资等手段引发的外力冲击,不仅为近代青岛工业建设提供了动力与方向,并为未来城市与工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加速到期作为普遍运用于商业贷款中的条款,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在破产程序中,加速到期后债务清偿行为应否撤销,首先应关注合同文本中的加速到期适用情形并进行类型化分析,然后对银行启动加速到期条款的行为进行正当性审查。加速到期附加扣款抵债,在国外也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从贷款人与借款人的利益平衡和企业融资的大环境判断,加速到期条款虽为合同约定内容,依然要遵循公平原则,避免因加速到期条款的滥用造成债务人过重的财务风险,进而引发不必要的破产现象。如果加速到期条款被滥用,法院应以认定加速到期行为无效进而按照"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而撤销"扣款抵债"行为,谨慎适用"危机期间的个别清偿"的可撤销条款,以维护金融安全和金融秩序的稳定,确保破产撤销权的行使符合企业破产立法的本意。
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制度之间的协调是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中的重要问题。一个新的思路是设立一个统一的金融业风险保障基金和分行业的风险处置基金,该基金将存款保险基金、保险保障基金和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保障部分进行整合,履行单一的付款箱功能。在统一的金融业风险保障基金之外,分行业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基金、证券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基金和保险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基金,由不同行业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进行相关行业机构风险处置。这一思路可以避免现有制度设计的不足,弥合不同制度思路的分歧,更好地进行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保护投资者利益。
绝对优先原则的制度价值主要在于通过破产法律明确规定各利益相关者的清偿顺位,有利于降低协商成本,提高重整效率。但在国内外破产重整实践中,存在对绝对优先原则的市场自发性偏离以及法律适用之突破,鉴此,有必要重新审视该原则。为平衡协调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实现实质公平、公正,建议我国《企业破产法》修订时可尝试构建以"相对优先原则"为核心的破产重整价值分配制度,并加快完善配套制度,包括第三方评估制度、管理人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等。
美国大学实行竞技体育和高等教育同步发展的原则,保证了美国大学生在接受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接受全面的竞技体育教育,做到科学素质、人文精神及健康体魄三者兼备,培养出众多奥运会冠军,是世界高等教育与体育教育完美结合的典范。我国大学竞技体育游离于教育之外,其发展核心理念已不能适应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中、美两国教育和体育管理体制迥然不同,美国大学竞技体育发展的先进理念,竞赛组织和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于转变我国大学竞技体育发展理念,深刻理解大学竞技体育的育人价值,改革和完善大学校际竞赛管理制度,有较为重要的启示和借鉴的意义。
体育是具有产业性特征的社会公益事业,也是在国民经济中可以创造巨大价值的产业形态。体育产业的发展,既可以推进人们的身体健康,又有利于资源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青岛市有良好的群众运动基础,又因举办一系列特色鲜明的国际重大赛事而奠定了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青岛体育产业的发展可以促进体育消费、有效带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青岛城市的发展增添新的引擎。同时,青岛在打造国际知名城市的过程中,也为青岛体育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正>徐鹏绪教授的新著《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一部以"文献学"名称出版的厚重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不仅可以为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青年学者指明治学门径,而且对于正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仁,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在本学科的文献学建设方面,这部著作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应该给与高度的重视和历史的评价。本书命名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是试图在已有的
<正>《尔雅》是我国出现较早的语言学著作,也是儒家十三部重要经典之一。从汉武帝时起,就有犍为文学为之注释,学者治经,更是征引不断,《尔雅》几为显学,正如清代雅学研究专家邵晋涵《尔雅正义》序所称":传《尔雅》者,汉初诸儒授受不绝,故贾(谊)、董(仲舒)之书训释经文,悉符《雅》义。至于太史公受《尚书》于孔安国,其为《本纪》《世家》,征引《尚书》者,辄以训诂之字阐释经义,悉依于《尔雅》。"汉末魏晋六朝时期,雅学兴盛,樊光、李巡、孙炎等注释研究《尔雅》之作多达20余部,应劭、服虔、如淳、臣瓒、邓展、苏林、张揖、文颖等学者训诂之作也是广引《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