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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清三朝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期间“大一统”话语体系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并形塑了王朝的周边秩序。在元朝，“大一统”话语在多元并治背景下作出调适，展现了极强的现实适应性，为明清两朝国家(边疆)治理提供了制度与象征基础；明朝极力恢复和强化“中华中心”正统观，将“大一统”理念通过朝贡体系、册封制度、文化礼仪等推向制度化、礼仪化；清朝则通过“天下共主”话语与“制度—文化”协同治理，实现了“大一统”话语体系下的国家认同与整合。在此过程中，元明清三朝“大一统”话语呈现出特色鲜明的历史合法化机制，具体表现在四个维度：一是以正统续承与象征认同建构为核心的政治合法性机制；二是以多层互动与权力分配的结构创新为核心的制度运行机制；三是以认同塑造与文化资本系统运用为核心的文化话语机制；四是以空间治理与话语操作的动态策略为核心的象征权力机制。“大一统”话语的历史合法化机制既彰显出发轫于春秋战国的“大一统”观在元明清时期的丰富发展，也从政治、制度、文化等多维角度塑造了王朝的周边关系。
Abstract：The Yuan,Ming,and Qing dynasties represent a crucial historical period for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as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During this time,the “Great Unity” discourse system underwent profound and complex transformations,shaping the dynasties’ peripheral order.In the Yuan dynasty,the “Great Unity” discourse was adapted in the context of pluralistic governance,demonstrating strong practical adaptability and providing institutional and symbolic foundations for state (frontier) governanc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he Ming dynasty vigorously restored and reinforced the orthodox concept of a “Central China-centered” order,institutionalizing and ritualizing the “Great Unity” ideal through the tributary system,the conferment system,and cultural rites.The Qing dynasty,through the discourse of “Sovereign of All Under Heaven” and coordinated “institutional-cultural” governance,achiev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gration under the “Great Unity” discourse framework.Throughout this process,the “Great Unity” discourse of the three dynasties exhibited distinctive historical legitimization mechanisms,manifested through four dimensions:first,a political legitimacy mechanism centered on orthodox succes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ymbolic identity;second,an institutional operational mechanism centered on structural innovations in multi-layered interaction and power distribution;third,a cultural discourse mechanism centered on identity shaping and the systematic applic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and fourth,a symbolic power mechanism centered on dynamic strategies of spatial governance and discursive operation.The historical legitim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Great Unity” discourse not only highlighted the rich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Unity” concept,which originated in the Spring-and-Autumn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during the Yuan,Ming,and Qing eras,but also constructed the dynasties’ peripheral order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politics,institutions,and culture.
(1)对“大一统”的提出及演变有学者作了细致的梳理，具体可参看杨松华：《大一统制度与中国兴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马平安：《走向大一统》，北京：团结出版社，2018年；晁天义：《“大一统”含义流变的历史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杨念群：《“大一统”观的演化过程及其现代性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3期。
(2)参见马昕：《元代多民族文人的咏史诗创作与“大一统”历史观的重塑》，《民族文学研究》2025年第3期。
(3)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的进化程度为标准；就后者而言，“夷夏一体”“王者无外”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所以中原王朝的天子不仅是华夏族的天子，更是全天下的天子，按此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得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参见黄朴民：《中国历代国家统一战略研究》，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年，第15—16页。
(4)参见郭嘉辉：《近代“朝贡制度”概念的形成——兼论费正清“朝贡制度论”的局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孙卫国：《西方有关中国古代朝贡体系学说的再省思》，《国际汉学》2025年第2期；刘文明：《“朝贡体系”概念生成及跨文化反思》，《历史研究》2025年第4期。
(5)参见尤中：《宋朝以后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续论》，《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王文光：《“大一统”中国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刘学斌：《多元与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内在逻辑》，《理论导刊》2017年第1期。
(6)如党宝海在所著《元代丝绸之路史论稿》一书中有关元朝借助制度整合边疆和海外经济网络的内容。见党宝海：《元代丝绸之路史论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7)俞可平：《帝国新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89页。
(8)韩儒林：《元史讲座》，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页。
(9)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修订本)·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10)例如，至顺四年(1333年)六月，元顺帝诏云：“洪惟我太祖皇帝，受命于天，肇造区夏；世祖皇帝，奄有四海，治功大备；列圣相传，丕承前烈。我皇祖武宗皇帝入纂大统，及致和之季，皇考明宗皇帝远居朔漠，札牙笃皇帝戡定内难，让以天下。我皇考宾天，札牙笃皇帝复正宸极。治化方隆，奄弃臣庶。”参见宋濂等：《元史》卷38《顺帝本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16页。
(11)刘嘉伟：《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页。
(12)宋濂等：《元史》卷33《文宗本纪二》，第738页。
(13)魏徵等：《隋书》卷14《音乐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325页。
(14)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说：“我太祖圣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图，四震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顷者，耆宿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在古制以当然，于朕心乎何有。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兹大冶流形于庶品，孰名资始之功；予一人底宁于万邦，尤切体仁之要。事从因革，道协天人。于戏!称义而名，固匪为之溢美；孚休惟永，尚不负于投艰。嘉与敷天，共隆大号。”参见宋濂等：《元史》卷7《世祖本纪四》，第138—139页。
(15)宋濂等：《元史》卷22《武宗本纪一》，第493页。
(16)宋濂等：《元史》卷87《百官志三》，第2190页。
(17)“象征权力”这一范畴由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在批判萨特、列维-斯特劳斯等思想家的基础上创立，融合了福柯“话语权力”和尼采“权力意志”理论，构建了一个兼具物质与精神维度的实践理论体系，其核心机制体现为通过语言交换、文化符号等象征形式，将支配结构自然化地强加于权力客体，从而实现社会关系再生产。
(18)余治平：《“亲亲”而“分封”：“天下共主”之成败——公羊家政治哲学一个基本原则的使用与效果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19)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14页。
(20)宋濂等：《元史》卷31《明宗本纪》，第694页。
(21)《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冬十月丙寅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第401页。
(22)李贤、彭时等纂修：《大明一统志·图叙》，天顺五年御制序刊本。
(23)参见舜犁：《〈皇明祖训〉——一部传授治国之道的皇室家训》，《中国行政管理》1994年第3期。
(24)参见张志云：《〈洪武正韵〉在明代的传播及其效用》，《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
(25)参见乌云高娃、郑昊：《大一统思想在元朝的实践与新发展》，《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2期。
(26)石源华：《近代中国的周边外交》，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3页。
(27)[英] 巴里·布赞、[加]阿米塔·阿查亚：《重新想象国际关系学：三种非西方文明中世界秩序的思想与实践》，李东琪、颜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年，第61页。
(28)John King Fairbank,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1-19.
(29)Pamela Kyle Crossley, The Manchus,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2, pp.38-44.
(30)具体参见以下著述相关章节：李娜：《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宗藩关系的“实”与“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大学，2019年；樊树志：《晚明大变局》，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31)杨念群：《“天命”如何转移：清朝“大一统”观的形成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39页。
(32)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13-232.
(33)邢广程、李大龙主编：《清代国家统一史》(下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1230页。
(34)雍正皇帝：《大义觉迷录》，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1年，第8页。
(35)刘晓东：《“华夷一家”与新“大一统”》，《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2期。
(36)有学者指出，在“大一统”世界里，圣王是真理和秩序的绝对原点，圣王“泽被区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于是咸亨”(《旧唐书·礼仪志一》)，万物苍生仰赖他的恩泽而生息繁衍，缘于他的教化而脱蛮去昧。参见李宪堂：《大一统的迷境：中国传统天下观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6页。
(37)[日] 王柯：《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01页。
(38)这一点正如有学者指出，“天子守在四夷”的理念从不驱策中国皇帝在这些朝贡地区征税或派总督，而这正是欧洲帝国经典的治理方式；中国封建统治者追求的“天下秩序”构成一种互取所需的公共秩序，也是中国提供的、最终形成了共同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参见李扬帆主编：《被误读的天下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页。
(39)Yang Nianqun, Comparative Outline of the Terms “Great Unification”, “China”, and “All-under-Heaven”, Journal of Chinese Humanities, vol. 8, no. 3, 2022, pp. 257-278.
(40)赵云田：《清代理藩院的设置和沿革》，《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41)See 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45.
(42)马大正主编：《清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前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2页。
(43)See 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t. Lou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p. 1-40.
(44)脱脱等：《宋史》卷376《魏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632页。
(45)王秀梅译注：《诗经·小雅·北山》，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54页。
(46)See Philippe Fore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Cambridge, 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25.
(47)See Grant Hardy, Worlds of Bronze and Bamboo: Sinitic Literary Culture and the Qing Empire,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61-189.
(48)对于“中国”与“王朝”的关系，学者黄兴涛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一旦掌握中原的大一统王朝统治稳定下来后，国人的王朝认同与“中国”国家认同就趋于一致，特别是当其遇到“华夷天下”之外的外国或外国人时，该王朝就理所当然地代表“中国”，并自称中国和中国人，两者实际上就变成一回事。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49)邢广程、李大龙主编：《清代国家统一史》(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82页。
(50)李大龙：《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51)李勇刚：《天下归心：“大一统”国家的历史脉络》，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14页。
(52)陈喜庆：《清朝时期的统一战线智慧》，《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
(53)陈跃：《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
(54)周平、方铁等：《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5页。
(55)田澍：《承前启后：明朝在“大一统”国家构建中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史研究动态》2023年第6期。
(56)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第296页。
基本信息:
中图分类号:D691;D829
引用信息:
[1]谢波,李子轶.元明清“大一统”话语体系的演变及其对周边关系的塑造[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No.197(01):23-37.
基金信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招标项目“元明清时期中国‘大一统’理念的演进与周边关系研究”(LSYZD21009)的阶段性成果
2026-01-15
2026-01-15